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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人物爱国哲人冯友兰1

来源:阅读网 日期:2019-5-28 分类:小说纵横

人物简介

冯友兰先生诞生于1895年12月4日。他一生历尽磨难,却始终秉持一颗中国心,善良地、正直地活着,并在活着中思考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展现了哲学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让我们通过先生人生中的二三事,了解先生的所思所想。

南渡北归为国著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冯友兰先生随清华大学南迁。中国历史上,“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南渡的师生心中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南迁学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以“刚毅坚卓”之精神在大后方保存民族教育精英。1938年10月,冯友兰先生写就《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有言: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歌词充满了坚持抗战、收复失地的决心。冯友兰先生这时也在思考,作为学者,如何能在这个时候为全民族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河北省癫痫病的治疗在哪里。冯先生以为,此时唯有著书立说,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阐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激扬人民的抗战精神,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他以为,此时虽是民族最艰难的时刻,但也是民族复兴和民族觉醒的前夜,正所谓“贞下起元”之际。这一时期,冯先生先后写就《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书,并命之为“贞元六书”,希望自己的著作能“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这一时期,冯先生还写有《儒家论将》、《墨家论兵》等文,希望从古代思想中挖掘出一点儿有用的资源,联系抗战之实际。

冯先生不仅著书以期鼓励抗战,他的儿子也成了学生军,参与了抗战。1943年,民国政府征集青年学生参军,梅贻琦、冯友兰、闻一多等多次发表讲演,勉励学生从军。一次讲演后,冯先生发现校门外有一张大字报,劝学生对报名从军应该审慎考虑,先生特上前将大字报撕去,他说:“我怀疑写这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在冯先生看来,值此全民族抗战之际,所有国人都有责任共御外侮。此时冯先生的长子钟辽正在西南联大读大二,当时征兵主要征调四年级学生,钟辽却自愿从军,受训完毕后,担任远征军军事译员,参加重开滇缅路战役。

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清华、南开复校,西南联大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南渡”终于有了第一次“北归”,冯先生此时又写成《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碑文中充满了对民族未来的期望: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中国历史绵延,虽然是旧邦,但一定能在抗战胜利后实现民族的浴火重生,展开自己的“新命”,成为世界的先进。在冯先生看来,自己的职责就是为国著书,“阐旧邦以辅新命”。

不做“白华”扎根故土

1947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此时冯先生正在美国讲学,有不少朋友河北沧州癫痫病专业治疗医院劝他不要回国,在美国长期定居下去。冯先生不愿意仅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他怀着为旧邦辅新命、搞好自己的国家的使命感,选择回祖国。冯先生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下去。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他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冯先生此时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失望,他认为,“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他决定留在北平,并在梅贻琦离校未回的情况下,成为清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带领清华迎接了解放,将学校完整地交到了共产党手里。

新中国成立之后,冯先生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哲学能为新时代做出什么贡献,他一直期望能够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然而,建国之后历次运动,冯先生都首当其冲,置身于旋涡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自己的愿望。但冯先生并不为选择留下而后悔。1987年11月,李中华来看望冯友兰先生,谈起身在新加坡的李泽厚讲“我在中国才有发言权”,先生说:“这话说对了,我当年不肯留在国外当白华,也是这个意思”。冯先生所谓的白华,就是离开故土,在海外旁观故国的人。在他看来,一旦哲学家脱离了自己的土地,就失去了对自己祖国的感知能力,而只有和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切地感知它真正的需求,才能真正为国家做出贡献。冯先生仿佛一棵大树,他期望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地,虽然这片土地历经风雨,大树也饱经风霜,然而他的根却扎得更深了。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近现代儒学在故国的“内生”,他与这个国家、民族一起经历他所经历的,在历史的洪流中重新定位儒家,使传统在这片他所生长和滋润的土地上重新扎根,并荫蔽这片土地。虽然历经风雨,或明或晦,但他始终了解这片土地的土壤状况,懂得如何让儒学在大地扎下根。这样的儒学才不至于像盆景,虽然漂亮和少经风雨,却终究只能用来观赏。这种非旁观的态度,才能避免儒学成为“博物馆里的东西”,面对和回应现代化的诸多问题,并促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因为如此,冯先生身上多了几分荣辱,或毁或誉,但终究改变不了这种坚守所带来的思想的生命力。

晚年的冯友兰,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直至他生命的终点。这部著作可以说凝结了先生晚年对中国思想历程的总结,凝聚了他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思考,他的爱国、渴求进步的精神是一贯的。1990年6月,先生写毕《新编》第七册,是年11月26日,先生去世。先生去世前几日,还跟学生说“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加入民盟关心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参与了很多国事。1952年8月,冯友兰先生怀着为中国、为人民贡献自己力量的初心,在朱伯崑、季镇淮的推荐下,在清华大学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同导致癫痫的病因有哪些盟。9月,民盟北京市支部批准先生入盟。自加入民盟之日起,先生就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关心国家的建设,并担任了民盟相关职务。1956年9月,先生受邀赴日内瓦,出席“国际会晤”第十一次大会,主题为“实际世界中的古今之争”,在大会上讲演一次,并在中国哲学史具体问题的讨论会上回答各国汉学家问题。会议期间,先生还参与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回国之后,先生专门在民盟中央座谈会报告西方国家思想界的最近状况,介绍西方思想界关注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先生年事已高,专心著述的同时,也关注着国家的新气象,参与相关活动。如1981年10月,中联部部长李一氓在和平门烤鸭店宴请波兰哲学家沙夫,先生应邀作陪。统战系统也经常请先生参加相关活动,并就相关问题征询先生意见,先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改革都给予了癫痫病的症状有哪些关注,并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87年,先生已92岁高龄,还出席了民盟北大哲学系小组会议。1989年,先生94岁,仍关注中国文化对于国家统一的意义。当年1月23日,先生应北大学生台湾研究会之请在《北大十名教授向台湾学界知识界拜年书》上签名。虽然晚年身体状况不佳,但若有海外亲朋或故交后人来信、来访,先生都积极接待。1990年9月2日,先生还专门往台北发唁电,吊唁钱穆先生去世。

(本文刊发于2016年第1期《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赵金刚)